想解决气候问题？结束债务陷阱
近日，气候正义活动家Teresa Anderson在Al Jazeera发文评论了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敲诈勒索的债务迫使各国推行对气候不友好的政策，希望能够偿还贷款。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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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气候活动家的工作是不断撞南墙。在需要迅速摆脱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和破坏性出口农业的情况下，ta们习惯于调动所有的科学证据、动人的证词、道德论据、有说服力的宣传和创造性的运动来推动拯救地球所需的变化。不幸的是，ta们也习惯了政府的无视，后者反而扩大了危害气候的活动。
但是，当气候危机就在各国门口，他们自己的公民正在遭受损失，而且大量的证据告诉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政府会做出这种明显不理性的决定？
作者称，答案可能让人吃惊。阻碍全球南方国家政府采取气候行动的最大因素之一，在旨在寻找地球生存危机的解决方案的会议和辩论中几乎没有讨论。
孟加拉干旱引发牧草短缺， 水牛在沙地上嚼干草。现在是谈论债务的时候了。特别是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春季会议最近举行，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人们希望各国能够自由地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行动，必须明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设在富裕国家的私人银行正在阻止气候进步。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健康地迷恋于不惜一切代价让全球南方国家偿还债务的做法。
这种笼罩在许多国家头上的敲诈性债务正迫使他们做出艰难的选择，以偿还债务。例如，印度尼西亚正在偿还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上的贷款，这是导致其砍伐雨林为赚钱的棕榈油种植园让路的关键因素。偿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外债的需要也是导致巴西优先考虑大豆出口而不是保护亚马逊的一个因素。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01%的外债是莫桑比克近年来一直试图扩大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原因。
这种类型的外债几乎总是需要以美元或其他外币来偿还。因此，即使国家会从支持小农户、农业生态学和中小型企业中受益，许多国家也被迫围绕破坏性的化石燃料和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综合企业出口来塑造其经济，以便赚取偿还债务所需的美元。
困难的决定仍在继续，许多国家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了用于教育和健康的支出。尽管许多国家已经偿还了最初的贷款金额，但不断上升的利率、连续的货币贬值、全球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使债务偿还的终点线永远遥不可及。
事实上，有时气候危机迫使各国以更高的利率承担更多的贷款。
更糟糕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总是附带规则——国家将其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公共开支，并全力以赴生产出口商品。这些“条件”和这些机构掌握的权力正在使气候危机恶化，并破坏了各国通过投资绿色技术、复原力或灾后恢复来采取气候行动的能力。
嗅到了气候变化的风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在正拼命地试图改头换面，并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负责任的气候领袖。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建议100多个国家扩大其化石燃料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已花费148亿美元支持化石燃料项目和政策。他们声称自己是负责任的气候领袖，但却经不起任何推敲。
援助行动组织的新研究发现，在最容易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国家中，有93%的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面临严重的债务困境风险。这反映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气候影响使国家陷入债务，但债务又加速了气候危机，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其影响。就这样，这个循环还在继续。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全球债务危机是气候行动的一个主要障碍，取消债务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气候解决方案。
去年由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构思的一项名为“布里奇敦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的提案正在聚集势头，并将气候焦点放在债务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上。在莫特利看来，今天的机构根本没有能力应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从加勒比海接连发生的飓风、亚洲历史性的洪水和西非的干旱。这些机构创造的债务加剧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贫困。莫特利明确指出：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体现在这些机构如何安排债务——富裕国家的借款利率在 1% 到 4% 之间，而贫穷国家的借款利率在 14% 左右。她提出了一种以更优惠的条件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融资的方法，并呼吁建立一个全球机制来加速私营部门在缓解和重建方面的投资。
这一倡议最初被视为一个进步的机会，以彻底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并制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气候和气候脆弱国家的伤害。
该议程仍在不断发展，但人们担心，尽管有一些进步的元素，但其他部分将使各国更深地陷入债务。摆在桌面上的建议表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可能只是调整他们的方式，向受气候影响的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同时将其打造成用于适应和缓解的“气候融资”。
作者认为，鉴于富国对造成气候危机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他们理应贡献他们公平份额的资金作为赠款，以支持已经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低收入国家。
不能允许国际贷款伪装成“气候融资”，也不能允许富国逃避他们自己贡献真正资金的义务。如果人们想解决气候危机，取消债务——而不是更多的螺旋式上升的债务——必须放在议程的首位。
美国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大楼外，Compass自助餐厅的工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3年春季会议期间举行抗议活动。美国工人为公平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在上周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世界各地进行了相关庆祝和游行活动，媒体也在这一天纷纷回顾“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和历史意义——劳动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
如今，工人（worker）的工作和组织形式和一百多年前已大不相同。《纽约书评》5月刊发表了一篇《为公平工资进行的斗争》的书评，关注的就是美国的低收入打工人的现状，零工经济和疫情给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书评的作者Willa Glickman是《纽约书评》的编辑，他在文章中介绍了五本关于低收入工作的书籍，有的是田野访谈，有的是工会组织者的个人经历。Glickman认为“它们共同描述了一个很可能接近崩溃点的系统”。在目前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些基层的非正式劳工组织。虽然这些运动离成功尚远，但它可能是低收入者维护劳动权利的唯一出路。
美国的零工经济和疫情夹击下的低收入工作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大量失业。美国社会学家Jamie K. McCallum在《Essential: How the Pandemic Transformed the Long Fight for Worker Justice》（必要的工作：大流行如何改变为劳工正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一书中提到一组2007-2009年大衰退后的就业数据：在大衰退中失去的岗位中，中等工资的工作占60%，在复苏期间恢复的工作中仅占22%。McCallum写道：“我们让人们重新开始工作，主要是做快餐店工人和护理服务——几乎有700万份工作的年薪低于25000美元。”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零工经济作为一个“新名词”诞生了（TaskRabbit成立于2008年，Uber成立于2009年）。但其实更多的传统雇主——从政府机构到机场——多年来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将清洁和保安等工作外包给出价最低的公司。在服务行业，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型连锁店通过将其餐厅特许给私人业主经营来逃避侵犯工人权利的责任。
与此同时，低工资工作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2010年代中期，美国记者Emily Guendelsberger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月里分别在亚马逊的一个仓库、一个外包客服呼叫中心，以及一家麦当劳卧底体验低收入工作的情况，于2019年出版了她的卧底作品《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争分夺秒：低工资工作对我的影响以及它是如何使美国发疯的）。她认为，这些工作代表了“未来的工作”，因为它们使用监控技术和算法来监控和管理员工。
书中最有启示性的部分是她对超现实主义的入职培训的描述。
她的亚马逊培训师来自古巴，以前是一名仓库工人。他将这份工作称为“天堂里的另一天”。在解释了员工每天要站立11个小时后，他介绍了严厉的考勤政策。工人稍有迟到或缺班就会被扣分，被扣6分就会被解雇。
"比方说，现在是星期六，下午4点。你从星期二开始工作。你认为你干不动了，你的脚在折磨你，你想回家。你可以自由地回家！" 当然，这种自由是没有工资而且是要扣分的。
这种“自由”也有配额，6分规则很少有例外，除非是有医生的预约或者是要出庭这样的理由才能准假。
但他讨论到休息的重要性时似乎偏离了培训话术：“有趣的是，在我的家乡，他们把这个国家说成是美国梦。然后我们来到这里，却发现我们连觉也没得睡！”
Guendelsberger发现，这三种工作都不怎么宽恕人类的低效率。在呼叫中心Convergys，如果她离开电话的时间超过30秒，包括去洗手间或从客户的责骂中平复心情，多花的时间就会被计算出来，并从她一天的工资中扣掉。在麦当劳，她所在的餐厅长期以来人手不足，为了确保工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餐厅规定，不能让顾客点单后等待超过一分钟。在亚马逊，一个手持扫描仪会指示她去仓库收集物品，这些路线似乎有意将她与其他工人隔离开来，并跟踪她的速度。如果她花了太多的 “任务时间”，经理就会收到提醒。Guendelsberger称这些工作为 “机械人工作”——高度常规化和技术监控让工人也变成了半自动化的机器。
时间一晃就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美国关闭大部分经济设施，但仍有数百万工人继续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务”（essential service）。几乎每个州的州长都发布了行政命令，概述了在大流行期间被视为“必要”的行业，其中通常包括医疗保健、食品服务和公共交通等。
根据EPI（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20年的统计，半数“必要行业”从业者的时薪中值低于非“必要行业”的时薪中值。食品和农业行业的时薪中值最低，为13.12美元。其中，女性和黑人、西班牙裔工人的时薪中值在上述行业中均垫底。
如果看工会覆盖率的话，只有八分之一（12%）的“必要行业”工人被工会合同所覆盖。令人震惊的是，一些高风险行业的工会覆盖率最低，如医疗保健（10%）以及食品和农业（8%）。
尽管被归类为必要行业，这些行业的许多工人也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来对抗冠状病毒的传播。
在《必要的工作》一书中，McCallum通过对数百名工人的采访，讲述了必要行业工作者所面临的危险和冷酷无情的雇主的故事。
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沃尔玛的一名69岁的导购员Yok Yen Lee在上班时出现了新冠症状，当时她的请假没有被批准。因为在大流行初期，她已经因担心感染病毒而用过病假了。大约一周后，她去世了。Lee的女儿伊莱恩起诉了公司要求赔偿。昆西的卫生专员认为，沃尔玛没有遵守检疫或隔离准则，也没有共享他们众多受感染员工的联系信息。沃尔玛除了给伊莱恩送去一小笔钱外，还以（她的原话） “一株小植物……一株该死的多肉植物”作为和解条件。
在佐治亚州的凯瑟琳，当工人们走出Perdue鸡肉加工厂抗议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和没有危险津贴时，该公司给了他们每人一块免费鸡胸肉。
在大流行的早期阶段，美国各地的“必要行业”工作者都受到了公开的赞誉，即使他们的雇主正在危及他们的生命。McCallum发现，许多工人对被奢侈地赞美但仍被剥夺基本保护感到不满。“英雄崇拜让我们被置于危险境地，”一位Trader Joe"s的工人告诉McCallum。“并不是说这不是真的，而是它弱化了社会在保护我们方面做得不够的内疚。”
美国工会的分散化
在美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工会力量强大的时代，反对“加速工作”是很常见的，有时工会会在合同中加入条款，允许工人在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后回家，或只在休息室放松。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随着工会力量的下降，出现了由社区领导的“工人中心”，为组织不足的企业工人服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目前约有250个。
工人中心不受一些对工会的限制，如对纠察的限制，并经常强调移民或种族正义，拥抱那些在历史上被排除在集体谈判法或工会之外的工人。
这些团体被称为“另类劳工”运动，这个词是记者和前工会组织者乔什-艾德尔森在2013年创造的。一些团体的行为类似于非正式工会，将工人聚集在一起，与他们的雇主就工作场所的条件进行谈判。另一些则在更大的范围内运作，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倡导支持劳工的立法。
如果组织得当，工人中心更具有创造性和活力，并能利用它们所代表的社区中激进的传统力量。但缺点是，他们不能像工会那样从成员那里持续地筹集资金，有时要依靠福特基金会等捐助者的资金。
资深工会谈判员和劳工律师Joe Burns在《Class Struggle Unionism》（阶级斗争工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工人中心的运动 “主要起源于工人阶级之外，并不能自我维持。由于这个原因，它永远不可能取代劳工运动”。他还指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员脱离了车间工人的关注，他们已经主导了太多的工会，这也是工会中缺乏工人领导的问题。但他认为，工会的财务和法律结构（即领导人必须由选举产生），提供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基准水平，而工人中心却没有。
即便如此，大多数工人中心的组织者认为他们的作用不是取代工会，而是为其成员争取一些权利。通常情况下，工人中心和工会一起工作，或者工会使用另类劳工策略，如倡导工作场所的政策变化。
2020年，由于普遍的混乱和许多经济部门的关闭，主要的罢工活动比前两年急剧下降。但仍有较小规模的劳工骚乱爆发，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除了2020年成千上万的护士罢工外，杂货店工人、快餐店工人、公共汽车司机和肉类加工工人也参与了工作放缓或停工。
许多这样的抗议都是转瞬即逝的。“2020年期间，大约三分之一的罢工是由没有工会的工人领导的，这可能限制了他们的有效性，”McCallum写道。但是，在没有工会的地方有这么多自发的劳工行动，这一事实确实表明了一种未开发的能量，一种由疫情压力带来的紧迫感。
但Glickman认为，美国的劳动法使任何部门的传统工会组织工作都极具挑战性。
雇主可以让员工参加强制性的、长达数小时的“俘虏性听众会议”（这是雇主常用的一种破坏工会的策略），在工作时间内传播反工会信息。2019年，非雇员的工会组织者甚至失去了进入对公众开放的工作场所的权利。
因组织工会或表达对工会的支持而解雇员工是非法的，但雇主还是经常这样做，因为违法成本很低：基本上唯一的惩罚是他们需要恢复员工的工作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还要减掉工人在被解雇和得到NLRB（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决定这段时间内（这段时间通常很久）从其他工作中获得的工资。
在服务行业组织起来可能更加困难。一些工人，包括家庭佣人，仍然被排除在NLRB的保护范围之外。如果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迹象，特许连锁餐厅的母公司可以关闭个别地点。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作场所有很高的人员流动率，这往往是雇主有意为之。工人们往往没有正式合同或身份，或因语言而被分化。
在快餐业组建工会
去年年底，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家星巴克门店投票通过了组建工会的计划，这也是星巴克公司成立50年来在美国的第一家工会。星巴克不是特许经营店，这使得组织工作比其他连锁店更容易，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在快餐业组建工会是可能的。当工人处于领导地位时，他们可以迅速地逐店组织起来。
这些小型的独立工会是否能够将他们强大的、违法的雇主带到谈判桌上，还有待观察，但不能说这样的基层组织是不现实的策略。
社会学家McCallum提到，1930年代的工人保护是通过激进的罢工才赢得的。许多服务行业的工作不像1930年代的汽车工人那样具有战略地位，但大流行清楚地表明，杂货店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库工人对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来说是多么不可或缺，工会运动可以在公众熟悉的大型连锁店建立特殊的声势。Burns也认为，工会的唯一出路是提高战斗力和罢工意愿，强调工人的领导力和明确的阶级政治。
资深工会组织者Daisy Pitkin现在正领导着星巴克的工会组织，在去年10月接受播客The Dig的采访时，她将这场运动描述为她所见过的最自发的运动。她观察到，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是星巴克的酷儿和跨性别员工所建立的强大共同体：“从运动一开始，它就已经是一个基于共同体的防御项目。”
32岁的Cee是布鲁克林北部餐厅的一名调酒师，他并不确定星巴克为他自己的工作场所提供了多少榜样。他所在的餐馆也是等级森严的，按阶级划分。在他看来，许多星巴克的员工都受过大学教育，他认为这塑造了他们的政治，使他们能接触到关于工会的想法。当他与餐馆同事们讨论要求更多的福利时，他们很有礼貌，但总体上持“被迫、接受、无所谓”的态度。
21年前，27岁的印度裔律师Saru Jayaraman创办了一个工人救济中心，名为 “餐厅机会中心联盟”（ROC,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起初是为了支持世界之窗（位于美国世贸中心顶层的餐厅）的幸存员工，但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餐厅工人的组织中心。自成立以来，ROC已经赢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拖欠工资和赔偿金，并领导了当地的政策运动，以争取带薪病假等福利，它现在有65000名成员。后来Jayaraman离开了ROC，创办了One Fair Wage（统一公平工资）团体，专注于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倡议。
ROC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花絮，它最初的名字是“餐厅组织中心”(Restaurant Organizing Center)，但一位工会工作人员建议Jayaraman，这个名字太具有对抗性，而且会引起基金会、雇主和政府的敌意。Jayaraman就把“组织”一词换成了更美式的“机会”。
而现在，关键还是要组织起来。
调酒师Cee有一些计划：“我必须学习西班牙语，以提高我们的沟通能力。即使是像做烤肉，一起去做花园工作这样浮夸的事情：团结是会传染的。这几乎是一件自动的事情——你和谁在一起，你就和谁产生共鸣。”
参考链接：
https://www.ilo.org/digitalguides/en-gb/story/weso2023-key-workers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3/05/25/the-fight-for-fair-wages-essential-jamie-k-mccallum/?lp_txn_id=1452373
https://www.ncsl.org/labor-and-employment/covid-19-essential-workers-in-the-states
https://www.epi.org/blog/who-are-essential-workers-a-comprehensive-look-at-their-wages-demographics-and-unionization-rates/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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