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有“四大名著”，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但其实，“四大名著”这个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中国古代更为流行的是“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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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考“奇书”之概念，约有两端：其一，特指内容深奥、常人难以读解之书。如《抱朴子内篇序》云：“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其二，特指内容丰赡、流传稀少之好书。如《魏书》所载：“（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皆行于世。”
在被称为“四大奇书”之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已成为通俗小说评价体系中的四部标志性作品。明代朱之蕃就指出：“顾世之演义传记颇多，如《三国》之智，《水浒》之侠，《西游》之幻，皆足以省醒魔而广智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也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辞》则称：“《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在李渔之后，“四大奇书”之名在小说界逐步通行，并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小说的专称。
那么，通俗小说何以成为经典？这与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以及评价体系的局部转化密切相关。下面，分别围绕“改订”和“评价”作进一步阐释。
突出表现修订者自身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
在“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为传统。
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有感于作品“被村学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毛氏父子认为，“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有不少问题，故应“悉依古本改正”。这里所谓的“古本”其实是伪托，故其删改可视为独立的改写，有较高的文本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
《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开始，就明确表现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改订。不过，相关正文并不会被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评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想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内涵。
一般认为，就小说文本而言，刊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删削。与《金瓶梅词话》本相比，此书更符合小说的体裁特性，继而成为后世的通行文本。
《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表现在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叙述的局部清理等。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
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体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表现了修订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综合起来，古代文人对小说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小说作品的情节内容作了具有强烈文人主体特性的修正。这突出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修改上。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及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这构成金氏批改《水浒传》的主体特性，在众多《水浒传》刊本中独树一帜。
在对于人物的评判中，金氏将人物行为的政治价值判断和人物个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分开。从政治价值出发，金圣叹反对《水浒传》的行为；从道德价值入手，人物的“真假”成为其评判人物高下的准则。由此，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虽有着对于作品整体内涵的否定，但一进入具体的评述可明显感受到一种由衷的赞美和充沛的情感贯穿在评点文字之中。
毛氏父子批改《三国演义》，最为明显的特性是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大多改去），毛氏父子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神加以改造。
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回中有关刘备和曹操形象的改写。对刘备的描写，明代李卓吾评本是这么写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于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毛氏父子评本则改写为：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对曹操的描写，明代李卓吾评本是这么写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毛氏父子评本则改写为：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
其二，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作了整体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书”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话本。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对“四大奇书”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说话”，是影响章回小说形式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但纵观章回小说的发展史，“去说话化”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可以说，章回小说形式的成熟过程与“去说话化”的过程是相重合的。
自晚明以来，文人对章回小说的改造大多以去除章回小说的说话遗存为首要工作和目的。比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变为“说散本”；《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使《西游记》的文本由“话本”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随着《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崛起，所谓“说话”就不再是小说形式的主流特征了。
此外，对回目的修订也是这一时期小说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毛氏评本《三国演义》，评者谓“俗本题纲，参差不对，错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为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此后，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成为章回小说体制的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到巅峰。
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
说完了“改订”，再来谈谈“评价”。
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体系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述：“小道可观”。其中“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正所谓“一语而成定评”，“小道可观”深深制约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看成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
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繁荣。“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评判，相关评价体系慢慢有所转化。这一转化推动了“四大奇书”的经典化进程。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通俗小说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在阅读、鉴赏、遴选中开始将通俗小说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予以考察。在这种考察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脱颖而出，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比如，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李梦阳集。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改变了以往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
金圣叹进一步择取历史上各体文学之精粹，名为“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所谓“托体卑微”的通俗小说赢得了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诗》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评价，是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一次新转化，是“四大奇书”能成为小说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评价体系的转化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奠定了基础：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独创性。
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奇观。从思想的超拔、艺术的成熟来看，世人多倾向于认为这些作品是文人的独创之作。如罗贯中、施耐庵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金圣叹更是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寄寓性。
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谢肇淛《五杂俎》评《西游记》，认为“非浪作也”。
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他进而认定，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
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素质和才能。在文学创作中，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
优秀的通俗小说创作是一种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学事业。对此，李渔的评价非常到位：“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
可见，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也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总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发，正是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有多方面的因素。文人的广泛增饰修订，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趋于完善；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是这四部作品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条件；文人以新的视角观照和评价，是这四部作品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外部条件。由此，“四大奇书”得以一举超越通俗小说“文体卑下”的观念，并作为小说文本的典范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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